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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迎来到《熊逸讲透资治通鉴3》。
我们上一季结束在《资治通鉴》第7卷的上半部分，也就是秦始皇驾崩，秦二世继位的时间，这是始皇帝三十七年（前210年），这一季我们要从第7卷的下半部分讲起。
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”，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从始皇帝嬴政换成了二世皇帝胡亥，那么问题来了：秦始皇“奋六世之余烈”缔造出来的一个史无前例的集权帝国，怎么就在秦二世手上短短3年就土崩瓦解了呢？
秦朝的“兴也勃焉，亡也忽焉”，应该深刻刺激了古代中国人的历史意识，使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对书写、整理和咏怀过往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和执念。那么，秦朝崩溃的病因到底何在呢？
五笔遗产
要理解这个问题，我们这里先有必要替胡亥做一点管家婆的工作，帮他清理一下遗产目录，看看亡父秦始皇到底留给了他怎样一笔遗产。同时我们还可以假想一下：如果我们处在胡亥的位置，能不能比他做得更好？
日本学者鹤间和幸有一部名著，题目叫作《始皇帝的遗产：秦汉帝国》，剖析秦始皇留给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影响。而我们有必要想到的是，无论汉朝还是后来的各个历史王朝，都只是始皇帝遗产的间接继承人而已，那么呼之欲出的问题是：作为直接继承人的秦二世胡亥到底继承了哪些遗产呢？
大体来说，胡亥一共继承了5笔遗产，分别是广袤版图、中央集权、法家理念、官僚机构和众多兄弟。咱们一笔一笔说。
胡亥的第一笔遗产是广袤的版图。用琅琊碑文的话说：“西涉流沙，南尽北户。东有东海，北过大夏。”（S2-239）可以这样讲，当时的已知世界基本都是胡亥名下的领土，虽然北方还有一些匈奴人，但一来被长城隔断了，二来被蒙恬赶得远远的。
第二笔遗产是成熟的中央集权体制。正是因为有这个体制，天下的土地、物产、人口才都是胡亥本人既管得到，也用得起的。要知道以前的周朝只能实施间接管理，天子根本就管不到诸侯的领地，也调度不了诸侯手下的人力资源。然而这位胡亥，无论是想把南方人调到长城以北打匈奴也好，还是把北方人调到岭南蛮荒之地定居种田也好，科层制的官僚系统就像神经网络一样，把大脑发布的指令传递到神经末梢，皇帝控制帝国可以如臂使指，轻松裕如。
只不过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，这套官僚系统就像一套复杂的机器，只要一个关键位置或者关键零件发生故障，就有可能导致系统的崩溃。而这架机器是如此的复杂，又如此的新奇，以至于在任何一个局部，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实在太高了。
第三笔遗产是全面推行的法家治国理念。这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给中央集权体制夯实了地基。如果我们只从一篇文章来理解秦朝的法家理念，那么最优选择就是《韩非子》当中的“五蠹”这一篇，开宗明义就是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，形容固守古代经验注定没法治理现代国家。所以像儒家的仁政主张，墨家的兼爱主张，本身并没有错，只是没能跟进社会的发展，和现实世界不再匹配了而已。各种各样的不匹配造成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乱象，这就越发让人们无所适从了。既然社会发展了，和以前不一样了，那么不论它发展得是好是坏，统治者首先应该正视现实，坦然承认当下的社会面貌古所未有，然后再针对现状，设计全新的匹配方案。
一言以蔽之，以新方案匹配新社会，这才是人间正道。
这套全新的设计方案，一共3个要点，用韩非的原话说就是：“无书简之文，以法为教；无先王之语，以吏为师；无私剑之捍，以斩首为勇。”意思是说：
（1）不去保存古代典籍，不把前代国君的语录奉为圭臬，针对全体国民的教育内容只有一项，那就是时下的法令。
（2）不设置专职教师，谁想学习当前的法令就找在任的官吏去学。
（3）民间严禁一切暴力行为，行侠仗义这种事不再受人敬佩，人们只会敬佩那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，斩首众多的人。
以上这三大要点，“无私剑之捍，以斩首为勇”这一点早在商鞅时代就已经布局好了，另外两点在李斯手上集其大成。但需要留意的是，李斯主政的时代，并没有全盘销毁传统文化，而是把传统文化和传统典籍集中到中央政府的特定部门，相当于把它们保存在了一座并不对外开放的历史博物馆里，皇帝和高级官僚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调阅和咨询。而民间能够学到的惟一的文化知识，就只有地方官吏所掌握的各种通行于时下的法律条文了。这种执政精神可以一言以蔽之：消灭历史，关注当下。
等到胡亥继位的时候，韩非所幻想的这个法家乌托邦不但已经成型，而且蔚为大观。更重要的是，就连秦始皇时代，这套理念的设计者兼操盘手李斯，也被一道打包交给胡亥了。关于胡亥继位的合法性问题，无论我们取《史记》的说法，还是《赵正书》的说法，李斯反正都会坚定不移地站在胡亥一边。
在这样一种政治架构里边，皇帝就是帝国的大脑，运筹帷幄，掌控一切；法律就是一整套的管理标准；而科层制的官僚机构，上至丞相，下至县吏，是这套管理标准的具体执行人。这就意味着，丞相以下的政务被简化为纯粹的技术活儿，照章办事即可，不需要消耗脑力。
在韩非的理想模式里，动脑的人越少，国家的发展就越好。最怕的就是一个人一个主意，有主意的人多，具体办事的人少。而韩非这种理想模式的极致，就是动脑的人只有皇帝自己，而自丞相以下，只要能把皇帝的指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，就是最好的。这在多元化的复杂世界里显然行不通，所以多元化要被简化为一元化，复杂而五花八门的人，要被简化为只知道种田和打仗。
胡亥继承的第四笔遗产，是一整套科层制的官僚机构。
其实在胡亥之前，这套机构还没能打磨完善，最高统治者时常需要破格用人。比如秦昭襄王任用范雎、蔡泽，秦始皇在称帝之前任用李斯、尉缭，基本延续着秦国的客卿传统。而在韩非设计的乌托邦里，基于刑名学的考核机制，有所谓“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，也就是说，无论文职还是武职，高级职员一定是从基层，经过层层升迁标准的筛选而自动升上来的，而不能是被国君慧眼识人破格提拔来的。
韩非的这种理想模式虽然在战乱年间很难得到落实，但等到天下一统，破格的事情自然就可以省了。这就意味着，当胡亥继承了这套官僚机构之后，如果本人勤政的话，那么大可以随时随地发布指令，按照自己的想法调动国家的全部人力物力，而如果本人懒政的话，那么只要关键节点不出故障，官僚机构也完全可以自行运转，自我补血，自动维护。
胡亥继承的第五笔遗产，有点尴尬，是大约19个亲哥哥——即便除掉大哥扶苏，剩下的也足有18个之多，同辈近亲里边还有数量不详的姐妹，自然也还有数量大致相当的姐夫和妹夫。如此一支实力强劲的亲友团，真不知道该算优质资产还是劣质资产。
胡亥立即就做出了判断：第5笔遗产纯属劣质资产，必须尽快清零。
但真正严峻的问题是：前面那4笔遗产真的都是优质资产吗？